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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需两侧共同发力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市场将持续快速扩容。

只有前10%的美国高收入群体实现了财富净增加，后25%低收入人群的财富缩水高达37%。例如，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设立的初衷是通过基金盈利增加一国财富，防止资源枯竭后经济增长显著震荡，实现跨期平滑国家收入的目的。

二要拓展养老金融的服务对象、降低服务门槛，更好地发挥养老金融的普惠性与再分配效应。近年来，我国收入不平等有所缓解，但财富不平等明显恶化。主权财富基金使用主权国家的储备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长期多元化金融投资，其取得的投资收益能够增加一国的总体国民福利并推进该国经济的代际可持续增长。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的组合具有降低金融交易门槛、促进信息流通和价格发现、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显著优势。2020年10月底出台的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奋斗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是发挥总量型货币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应。一是坚持市场中性原则，对不同人群、机构、交易者给予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个人数据账户的实现过程应包含账户开立、数据流动、利益分配以及数据账户政策等内容。

完善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监管的建议 社会经济数字化的大趋势下，平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要珍惜这一形势。对用户知情和授权的安排，充分体现了我的数据我做主的原则，同时为众多数据需求方提供了一个光明正大获取用户数据的途径，有利于解决当前数据交易中的灰色产业链问题。如何完善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监管成为现阶段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第四阶段：线上线下全场景覆盖。

这是在网上交易时由于个人支付工具不足产生的新业态。其中，信息技术在传统金融机构的运用比较好分辨，平台公司、数据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是否为金融科技业务较难辨别。

平台金融科技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其自身的风险，如垄断风险和伦理风险。伦理问题个人数据安全问题。其次，当金融科技公司介入多项金融业务的多项节点时，对其监管需要有一个机构统筹推动和协调，国际上最常见的是中央银行。由于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的信贷业务大部分面向低收入群体，甚至是无收入群体，即授人以鱼，使之产生了错误的消费观念，导致了过度负债、过度消费，甚至可能诱发共债风险。

吴晓灵认为，判定一家机构所开展的新业务是否属于金融科技业务，有两个要点：一是看这家机构的新业务是否使用了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手段。同时， 如果平台金融科技公司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损失的补偿机制，当平台的资本不充足时，可能会导致信用风险过早外溢，从而将风险转嫁至公共部门，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在深度学习过程中使用敏感数据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目前，对于如何认定一家机构的金融科技属性，我国监管机构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标准。

当前国内一些地方在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部门的推动下建立了以政务信息为主的数据共享平台。由于金融科技公司、平台公司拥有大量的数据，特别是个人的行为数据，所以会产生个人隐私保护不力的隐忧，存在未经授权收集个人信息、过度收集个人信息、隐私过度暴露和侵犯个人隐私的倾向。

当前市场中普遍存在数据孤岛问题，不利于数据资产价值的发挥。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央行发放了支付牌照，成立了第三方支付公司。

在《巴塞尔协议》框架里面，与技术和数据有关的风险归类在操作风险之中，相关的资本要求较低，风险管理和合规成本相对较小一是大力发展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囊括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股指、绿色信托及碳金融等工具，能够从多维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在乡村振兴、扶贫减贫领域能够发挥突出作用。综上所述，促进共同富裕是我国下一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再次，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资金匹配与信用监控，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与资源配置功能显著增强。

在农业领域，绿色金融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撑，绿色金融创新能够支持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目前针对QFII、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已经全面放开。

又如，可以将信贷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搭配使用，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扩张的货币政策如果引发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就将导致名义资产负债表发生重估。

以高收入者为主体的名义债权人将遭受损失，而以低收入者为主体的名义债务人将从中获益。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是中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火墙，绝不能轻易拆除。

五是积极发展ESG主题基金。在农村领域，绿色金融可以推动乡村企业绿色转型，提升其经营绩效与环保业绩，改善其融资约束现状，从而增加农村就业以及农民收入。二、推进金融工具创新 在金融市场实践中，一些创新金融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相关政策指引下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当前，全球经济正深陷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收入分配失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四是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降低单笔金融业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养老金融能够促进财富在不同代际之间、群体之间合理有序的转移，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长期的逻辑一致性。

不过，在国内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型、要素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存量金融风险尚未根本性消化的前提下，后续的金融开放应遵循审慎渐进的方式，以避免引爆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公益慈善以及以ESG基金为代表的社会责任理念，有望成为共同富裕的加速器。

一般而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高，金融参与者运用金融资源获取收益、降低风险的能力就越强。通过上述举措的实施来构建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偏向与金融资源错配，从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涵盖的长尾市场包含了大量被排斥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低收入群体，提高了后者的资产收益率与资金流动性。在农民领域，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盘活资源、将传统生产方式与新生业态进行无缝对接等方式，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在传统认识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将推动经济周期性繁荣、降低失业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例如，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在此背景下，银行利率定价自主权较弱，汇率缓释外部冲击能力有待强化，容易导致金融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应达不到预期效果。

结构型货币政策的实施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货币政策的精准调控功能。上述问题无法通过常规货币政策予以解决。

再次，中央政府应深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的统筹协调，高度重视金融风险的内生性与相关政策的滞后性，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又如，养老储备基金（Pension ReserveFund）创设的目的是应对老龄化社会冲击、健全养老保险体系、跨期平滑国民财富。

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将会受到更多机构投资者的信任，在政策层面也有望得到更多的激励与倾斜，这无疑有助于打通促进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国际货币体系研究中心 研究员 来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21年09月02日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